我國是鉛酸蓄電池生產與使用的大國。據統計，2011年，我國金屬鉛的產量為472.3萬噸，約占全球鉛總產量的47%。其中，超過85%的鉛被用于生產鉛酸蓄電池，銷售后遍布在廣大消費者手中。越來越多的鉛污染事件證實我國鉛污染的地理特征已由以往的原鉛冶煉區逐漸轉變為人類生產、生活區，說明鉛污染已不再局限于原鉛冶煉環節，而與涉鉛產品的生產、回收與再生等密切相關。
目前行業公認回收環節的環境污染形勢最為嚴峻。我國鉛回收體系建設相對滯后，回收過程大多由市場利益驅動，由于廢鉛電池具有較好的經濟效益，回收者均采用“競價”回收模式。通常存在兩種主要的回收渠道，一種是生產者或再生企業通過現有銷售渠道，將廢鉛電池從各個電池經銷網點進行回收。這種回收模式相對封閉，可以對廢鉛電池的完整與否進行登記，有效地預防回收環節一些不法商販的“倒酸”行為，但以此方式回收的數量比較有限。另一種是小商販將廢鉛酸蓄電池從廣大消費者手中回購，傾倒電池內的酸液(以下簡稱“倒酸”)后以賣給小作坊加工廠，而且以此種渠道回收的廢舊鉛酸蓄電池量約占產生總量的80%。
“倒酸”行為的驅動力是經濟利益在作祟：一方面，小商販“倒酸”可以降低運輸成本，抬高價格賣給冶煉廠;另一方面，冶煉廠以不含酸液的廢電池作為原料，可以減少對廢酸的處理，從而減少再生程序，降低再生成本。由于無序回收方式的存在，使廢鉛酸蓄電池的回收市場產生了惡性競爭，合法的再生鉛企業生存空間變得越發狹小，同時鉛在回收環節的污染防控形勢也越來越嚴峻。
我國政府提倡廢鉛酸蓄電池的回收利用。《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的通知》(國辦發[2016]99號)明確鼓勵鉛酸電池生產企業采取自主回收、聯合回收或委托回收模式，利用自有銷售渠道在消費末端建立的網絡回收鉛酸蓄電池，支持采用“以舊換新”“銷一收一”等方式提高回收率。生產者責任延伸制的核心是將生產者對其產品承擔的資源環境責任從生產環節延伸到產品設計、流通消費、回收利用、廢物處置等全生命周期。實施EPR，是加快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循環低碳發展的內在要求，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制造業轉型升級具有積極意義。然而，鉛酸蓄電池生產企業在實施EPR時被現有一些制度所約束，嚴重地制約了EPR落實的有效性。
國家層面尚缺乏廢鉛酸蓄電池回收全過程風險控制細則
鉛酸蓄電池不同于一般的日用品，它具有潛在的環境危害性。分散于千家萬戶的廢鉛酸蓄電池的危害與其收集時的狀態、堆放數量、堆放場地的防護措施等有密切關系。一些省份出于管理需求，先后出臺了一系列環保政策及標準，但從國家層面上，目前僅依據《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來開展鉛酸蓄電池生命周期不同環境風險的管理，尚無鉛酸蓄電池倉儲、回收、運輸標準、車載路線控制等一系列細則，嚴重制約了廢鉛酸蓄電池的EPR的履行。
生產企業回收環節獲得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資質困難重重
一是生產企業自有銷售渠道內的各個終端網點難以獲得回收資質。《國家危險廢物名錄》(2016版)明確規定，廢鉛酸蓄電池屬于危險廢物。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2016年修正本)》第五十七條的規定，廢鉛酸蓄電池的收集、貯存、利用、處置(即冶煉)均需持有《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方可進行，否則即為非法。依照《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408號)第三條規定，“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按照經營方式，分為危險廢物收集、貯存、處置綜合經營許可證和危險廢物收集經營許可證。領取危險廢物收集經營許可證的單位，只能從事機動車維修活動中產生的廢礦物油和居民日常生活中產生的廢鎘鎳電池的危險廢物收集經營活動”。
因此，生產企業若要響應國辦發[2016]99號文，積極開展廢鉛酸蓄電池回收工作，則自有銷售渠道內的各個終端網點必須先持有《危險廢物綜合經營許可證》。但是由于鉛酸蓄電池的銷售網點通常分布于方便群眾購買的街區，安全防護距離、污染防治設施等均無法滿足申請領取危險廢物收集、貯存、處置綜合經營許可證應當具備的條件，從而導致生產企業自有銷售渠道內的終端網點無法合法地開展鉛酸蓄電池回收工作。
二是生產企業銷售網點眾多，要求所有網點都具備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資質不具有可操作性。目前的《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中要求其申辦單位必須為法人，而且準許經營業務范圍大多僅為地級市區域內。因此，即使鉛蓄電池生產企業有意愿、有能力建設廢舊電池冶煉工廠，進而申請鉛酸蓄電池《危險廢物綜合經營許可證》，,也需要在每個省的每個地級市都注冊一個公司、建設一座符合要求的廢舊電池冶煉工廠，辦理一個當地的《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據調研，僅風帆集團在全國已經擁有十萬余個鉛酸蓄電池銷售網點，要求每一個網點都具備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資質并不現實，國辦發[2016]99號文件最終也無法落到實處。
生產企業回收暫存庫建設困難
由于廢鉛酸蓄電池屬于危險廢物，幾乎全國各地都對廢舊鉛酸蓄電池暫存庫(集中庫)選址做出了硬性要求，即必須位于化工園區或循環經濟產業園。但目前很多城市并沒有規劃類似的園區，實際操作中經常出現無法選址的“窘境”。實地調研中發現，全國大部分地方政府在接納廢舊鉛酸蓄電池暫存庫(集中庫)項目落地及建設時都要求要在當地注冊公司并納稅，但由于暫存庫(集中庫)僅從事廢舊電池貯存業務，對當地的稅收、就業沒有太大促進作用，因此，很多地方并不樂意接受該類項目入駐，造成項目落地困難。
生產企業廢鉛酸蓄電池的轉運受限
一是暫存庫建設經濟負擔過重。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2016年修正本)》第五十九條的規定，廢鉛酸蓄電池的貯存和轉運必須填寫危險廢物轉移聯單，但目前在辦理轉移聯單時，要求轉出方必須是法人，導致每個地市的廢舊蓄電池暫存庫(集中庫)都必須注冊成公司(法人)，否則無法辦理聯單。如果生產企業想在全國范圍內落實EPR，必然要在全國建設幾十甚至上百個暫存庫(集中庫)，如果要求每個收集庫都注冊成公司(法人)，會給企業帶來難以承受的經濟負擔，導致EPR實際執行的不現實。
二是跨省轉移程序復雜，耗時漫長。在實際地方執法中，多數地方管理部門對于持有鉛酸蓄電池危險廢物綜合經營許可證的企業原料(廢鉛酸蓄電池的來源、數量等)均予以限制，實際辦理跨省轉移聯單從申請到審批手續異常復雜、耗時漫長，即使順利時間也要在半個月之上，嚴重地消耗企業的資金與人力，不利于企業實踐EPR。
相關環境經濟政策對廢舊鉛酸蓄電池的合法回收作用消極
一是除了正規回收處理企業的環境治理設施成本環保成本要遠遠高于非法處理作坊以外，近年來增值稅退稅政策的弱化也使得正規回收處理企業的成本增加。2012年前正規回收處理企業增值稅退稅為70%～80%，目前下降為30%，因此，其廢舊鉛酸蓄電池的收購價格與非法處理作坊相比毫無優勢。
二是2016年國家正式推出鉛酸蓄電池生產企業的電池消費稅(4%)，本意在打擊污染，實則重拳只落在了正規的生產企業上，而對小作坊、小商販卻無任何約束力。以駱駝股份為例，受2016年國家對鉛酸蓄電池征收4%消費稅因素影響，公司消費稅上繳約1.96億元，致使公司凈利潤同比下降11%。若剔除消費稅的影響，則公司報告期內實現凈利潤7.3億元，同比上漲19.01%，與產量、營收增長率同步，符合正常規律。我國大型國有企業風帆集團同樣存在類似情況。與之相反，小作坊、小商販以降低開票價格、不開票、少開票等多種方式逃避4%消費稅，反而比規范企業有較大的價格優勢。
因此，由于上述原因，導致小作坊、小商販幾乎壟斷了廢舊鉛酸蓄電池回收市場，極大降低了合法生產企業履行EPR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