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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民國年間的各類議論和實際行動，人們最終心愿還是高度聚焦在牡丹、梅花兩花上，并先后以一民一官的方式實際視作或用作國花。我們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多年的國花討論，雖然眾說紛紜，主張較多，但呼聲最大的仍屬牡丹、梅花兩花。

兩花形象風格和象征意義各極其致、各具典型，不僅歷史地位和民意基礎(chǔ)相當，而且相互間有著有機互補、相反相成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

牡丹、梅花分別代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不同風土人情，反映貴族豪門、普通民眾兩大階層的不同情趣好尚，分別包含外在事功與內(nèi)在品格、物質(zhì)文明與精神文明、國家氣象（“外王”）與民族精神（“內(nèi)圣”）兩種不同文化內(nèi)涵。

近代以來“世味濃厚，競存劇烈”情勢下，一味崇尚梅、菊那樣的清淡隱逸，已“無益實際”，而趨于欣賞牡丹豐碩壯麗之花，用以寄托“國勢日益隆盛，民氣日益振作”的時運和強國富民的氣勢。這些見解充分反映了近代以來國人飽經(jīng)列強侵凌后對民族振興、國家強盛的迫切期待，牡丹成了這種強國之夢的絕好寫照。

而“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人們盛舉菊、梅等，則同屬另一種價值取向，注重精神品格方面的象征意義。具體到梅花，則特別強調(diào)“梅之蒼老”可以象征我國悠久歷史，“梅之耐寒足以代表中華民族之堅苦卓絕”。這是思想解放、國民革命、社會變革之際對人的品格意志、斗爭精神的高度推崇和積極追求。主牡丹者多強調(diào)其風容和氣勢，舉梅花者多贊頌其品格和意志，充分說明牡丹和梅花，由各自形象特色所決定，其文化象征意義都各有其側(cè)重或優(yōu)勢，也有其薄弱或不足。

縱向上看，民國短短近40年中，最初民間多以牡丹為國花，后來官方轉(zhuǎn)以梅花為國花，歷史正是以這樣前后變革、兩極迥異的選擇，充分展示了牡丹、梅花審美風范和象征意義上各極其致、兩極對立的格局。

近三十年，我國國花久拖未決，很大程度上即與兩花之間這種相互對立、兩難選擇的傳統(tǒng)困境有關(guān)。同時，我們也看到一些努力破解這種歷史困局的主張，比如主張兩花乃至多花并為國花。從世界各國國花的實際情況看，其中不乏兩花乃至多花的，如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時、保加利亞、墨西哥、古巴等國即是。“梅花適宜長江流域一帶栽培，牡丹最宜黃河流域附近種植”,兩花并為國花，特色互補，相輔相成，定會廣受人民群眾歡迎。這一意見一出，社會各界贊成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