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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行政化的慣性延續到改革開放之后,就導致社會治理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巨大背離。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多種所有制形式催生了個體經濟、私營經濟、民辦非企業、社會中介組織等新興社會組織,相應地形成了個體戶、私營企業主、自由職業者等新興社會階層。這些“增量”部分的出現和“存量”部分的改革,消解了單位制的經濟基礎。二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后的住房商品化改革與城市規劃和開發進程的加快,使原有的固著于特定人事、身份關系的社區內角色,在新的房屋產權的契約關系基礎上重新洗牌并自由組合。這些“增量”空間結構的出現和“存量”空間結構的調整,打亂了單位制的傳統布局。上述二端疊加,造就了城市快速擴張過程中社區數量和結構的根本性改變,令傳統基于單位制的行政化管理手段難于應對。
為什么發達地區人際交往頻度、親密關系程度都很低?這是特定行業或部門的共性,還是特定區域的特性?路徑依賴強化了這種淡薄的交往程度。以學校為例,當新教工入職后,會看到其他人結婚后發喜糖而不是擺喜宴發通知,那么,當你自己要結婚的時候,也就一定要遵循此一慣例,這既是文化上的沿襲,更確保利益上的平衡(互不相欠)。同事的直系親屬生病、去世,好像也無須湊份子或探望,這都是個體化范圍內的事情。如果要過問、慰問,有組織(工會、黨)在。可以說,這是與發達地區集體制特別是嚴密的單位制率先瓦解密切相關。
作為生產組織的城市單位、農村公社幾乎同時瓦解,但作為生活空間的農村社區仍然還在起作用,而城市居委會則幾乎不起作用。發達地區不需要那些宗族性較強或傳統性較強的傳統文化資源來支撐嗎?貌似不需要。這么做也有好處,簡單,其前提是自食其力,不添亂就是幫忙,也就是其實不需要幫什么忙。那么,難道中西部地區如今還保有的這種風俗,僅僅反映了他們很落后,還需要互助、幫忙?恐怕也不能這么說。還是有一定的社會網絡建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