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常紀文在由E20環境平臺主辦的2019（第二屆）環衛一體化高峰論壇上說，垃圾分類是一個新時尚，也是一種文明習慣。垃圾分類不宜做得太豪華，比如試點設施建設“盆景”多，過度智能化、形象化，難以復制和推廣。這種豪華做派與垃圾分類宗旨是相違背的。

他表示，生活垃圾分類模式要接地氣，對于貧富不同的地方也可以用不同的分類辦法。很多村干部對于配垃圾桶很高興，但對于監督分類沒有積極性，設備都投進去了，但仍推行不下去。所以這就需要引入考核機制。

“不能輕易設置罰款”

在處罰上，常紀文認為，生活垃圾分類不能輕易設置罰款并采用信用制裁措施，要罰款可以，十元、二十元、五十元可以，別罰太多了。尤其是在農村地區，特別需要通過各種獎勵手段提升垃圾分類效率。

貴州省生態文明建設研究院垃圾分類委員會主任蘭亞軍也認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類處罰居民的時機不成熟、機制不盡合理。因為罰多少、誰來罰、罰的錢做什么，這又是一個小系統，需政策配套。

“我們需要要保持耐心，先期對居民宣傳動員并對垃圾分類的居民進行精神和物質上的獎勵。更為重要的是，上海市還未有效觸及源頭減量，《條例》雖單獨列出源頭減量內容，但具體如何實施，需可操作性措施。”蘭亞軍告訴經濟觀察網記者。

常紀文對記者表示，現在完全靠垃圾分類收費來解決，暫時是不可行的。目前僅看垃圾分類這一環節，是虧本買賣。但或許可把垃圾分類看成社區治理的組成部分，把它和別的東西比如家政服務捆綁起來，也能產生一定利潤。

垃圾分類資金要從哪里來？常紀文說，“大家喊垃圾分類，喊來喊去，錢還是從政府口袋里出，但光靠政府財政支持，很難全面推開，其補貼也是杯水車薪。讓老百姓掏錢，也很難。”

他介紹，所以在一些地區，捐款成為了重要經濟來源，比如在湖南寧鄉陳家橋村村民捐了兩千萬，政府給了一些，將村里環境整治得非常好。還有一些地方為節約經費，將專用垃圾運輸車進行了改裝，上午收一類，下午收另一類。

實現本土化

常紀文認為，垃圾分類既解決環境污染問題，也解決社會文明問題，不能脫離中國的自然和國情來設計管理運行模式，更不能照搬國外模式。比如中國解決霧霾問題，同樣不是依照西方經驗，而是用中國模式在推進。

“中國的垃圾分類和霧霾治理一樣，很多東西要實現本土化。需要5-10年時間，根據中國國情，先易后難，對國家機關、學校、醫院可以率先開展。村鎮級別的，比如東部地區、大中城市郊區村，可早日開展；中部地區部分農村可隨之跟上；西部地區農村，可以緩一緩。”他說。

根據國家的規劃安排，從2019年起，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要全面啟動生活垃圾分類工作；到2020年底，46個重點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2025年底前，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

在常紀文看來，中國推垃圾分類的時機正好，但要保持必要的耐心。垃圾分類不能搞運動，不能急功近利，要考慮周到、穩中求進、久久為功。其它地區和城市可以借鑒上海經驗，一個社區增加一個24小時都可投放垃圾的設施。不能大規模撤出社區和街頭的垃圾桶。此外，還要避免出現前端分類方法貪多求全，與后端脫節的現象。

建立垃圾處理生態補償制度

常紀文對記者表示，垃圾填埋和焚燒之所以產生鄰避效應，其主要原因是垃圾收納地缺乏利益保護，所以要出臺征收跨區域垃圾處理生態補償費制度，對于將垃圾運送到本市其他區縣或鄉鎮的，應繳納垃圾處理費，也要按一定標準向垃圾處理地繳納生態補償費。他建議這項制度法制化，減少鄰避效應。

他說，垃圾分類規劃和制度建設宜先行，設計要科學，要將垃圾分類納入“無廢城市”建設的格局中統籌考慮。

在他看來，農村總體上是熟人社會，城市基本上是陌生人社會，農戶村組管理的協作基礎強于松散管理的城市居戶。在農村面積大的城市，農村和城鎮垃圾分類應當分開管理。城鄉垃圾分類的管理方法、組織形式、激勵機制等應當有所差別。農村垃圾分類可建立垃圾分類按戶考評制、垃圾處理收費制、特殊困難戶收費減免制等。

常紀文建議在農村垃圾分類治理體制上，發揮政府引導、村黨支部支持、村委組織協調、村民自治的作用。在城鎮理順商務部門、住建部門、環衛部門、民政部門在垃圾分類方面的職責，整合廢品回收體系、小區物業回收體系、環衛垃圾收集體系、居委會工作體系和政策體系，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