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北京網約車最重的一塊牌照終于落地了。

滴滴有驚無險地拿到了北京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許可證》。這距5個月過渡期的“最后通牒”只剩下三天。

▲滴滴今日獲得北京網約車牌照。圖/CFP

按細則規定，2017年5月21日，未獲得北京網約車牌照，在北京地區將被視為非法運營。之前，拿到北京牌照的只有首汽、飛嘀、易到，而作為出行領域的獨角獸，滴滴則成為最后的焦點。

在此之前，這種局面或許有些尷尬。作為全球最大的出行平臺，若最后期限內無法拿到牌照，它在北京市場運營的合法性勢必會被打上一個問號。

滴滴的“焦慮”

網約車牌照限期來臨之前，位于后廠村的滴滴總部卻平靜如常。滴滴給AI財經社的回應頗為官方：在新的政策環境下，滴滴將積極配合有關部門，加強規范管理，提升安全和體驗。在北京，滴滴通過停止給外地牌照車輛派單積極配合政策執行，同時通過鼓勵拼車、錯峰出行等手段來提升出行效率，盡可能滿足更多用戶的出行需求。

一名滴滴基層員工則表達了自己的想法：“我們按照規定提出了申請，能不能批下來，這就不是我們的問題了。”

事實上，類似的問題自去年7月后，就接踵而至。

2016年7月，交通運輸部等七部委公布了《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新政”），不僅要求網約車平臺需要獲取當地《網絡預約出租車汽車經營許可證》（以下簡稱“牌照”），對司機戶籍、車輛軸距也有相關規定。

一個月后，滴滴和優步中國宣布合并，補貼大戰結束。這個被滴滴內部稱為“期盼已久的和平建設時期”，很快被新政沖淡了。

▲2016年8月1日，滴滴與優步合并。圖/CFP   

新政于2016年11月正式施行，各地以其管理細則出臺時間為準，廣州、上海不設緩沖期，北京則設了5個月過渡期。截至2017年3月，全國73個城市發布了網約車管理實施細則，其中，超八成的細則要求，網約車駕駛員有本地戶籍或居住證，九成要求網約車為本地號牌或本地登記注冊。以北京、上海為例，均要求“京籍京牌”和“滬籍滬牌”。

嚴苛的新政則把大部分車輛和司機擋在了門外。以上海、北京為例，滴滴在上海從事網約車的車輛符合新軸距要求的不足1/5，已激活的41萬余名司機僅有不到1萬名司機具有上海本地戶籍。而在財新的報道中指出，滴滴北京注冊司機數量為110萬，活躍司機數量逾20萬，但只有10.7%符合京籍規定。

也就是說，有近90%的北京滴滴司機將被淘汰，網約車平臺運力不足逐漸顯現。一個爆發點是2017年春節前夕。為了不被扣車、罰款，司機們不再貿然到客運車或機場，大部分選擇回鄉休息，于是包括滴滴、神州、易到等網約車紛紛出現了叫車難。

按滴滴的說法，平臺上有一個派單系統，基于用戶需求和周圍車輛狀態得出一個最優的搭配，建立了一套乘客與司機體驗最佳的大數據算法。但實際上，系統的大數據算法基于運力充足，在這種條件下，“最優訂單搭配”才能實現。

顯然，打不到車乘客的不滿，與東躲西藏司機的不安，很快傳導為平臺的焦慮。為鼓勵司機接單，滴滴在出租車業務上推出了階段性調度費。適得其反的是，司機為了等更高的調度費故意不接單，用戶調度費翻倍，依舊打車困難。

本意是刺激司機接單的市場的策略，但很快滴滴被約談。1月24日，上海市交通委緊急約談滴滴，要求滴滴立即下線出租車加價功能，次日滴滴不得不宣布取消“建議調度費”功能，但仍保留用戶主動給予調度費的功能。

從某個角度上說，這種創新的試驗性與監管的連續性的矛盾一直持續著。

事實上，這種焦慮甚至曾蔓延到滴滴員工的家人。一位滴滴員工告訴AI財經社，之前每次被約談的新聞出來后，父母都會很擔心，覺得這是一家很危險的公司，甚至要求她盡快換別的工作，直到家人在《新聞聯播》里看到CEO程維隨國家領導人出訪，才稍稍松了口氣。

然而，官媒傳遞出的積極信號無法代替骨感的現實。一位行業人士向AI財經社透露，網約車新政的確對滴滴的訂單量有影響，尤其北京、上海影響最大，以北京為例，過去平臺能滿足市場90%的用車需求，全面停止對外牌派單之后一度下降到70%。

對于滴滴來說，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市場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政策的不確定性，致使對司機的很多管理措施，無法落實到位。反而在類似成都這樣政策相對寬松的地區，服務卻比預期效果好。

截至目前，滴滴已拿下了北京、廈門、南京、蘇州、天津等11個城市發放的網約車許可證。而競爭對手，神州專車則獲得了包括上海在內的18個城市發放的牌照，擁有國企背景的首汽約車則拿下了包括北京在內的17張網約車牌照。